
1950年春天,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从四川广安县一路辗转,终于抵达了重庆。与他同行的,是一位看起来略显拘谨的中年妇女。经过一番打听,他们来到了国府路上的一栋建筑前,门口悬挂的牌匾上写着“西南军政委员会”七个字,显得格外醒目。
然而,他们的到来并不顺利。刚到门口,他们便被站岗的警卫员拦了下来。经过一番询问,才得知他们是来找邓小平的。那位五十多岁的农民名叫淡以兴,是邓小平的舅舅,而与他同行的妇女则是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。
淡以兴最初寻人时,只顾着喊邓小平的名字“贤娃子”,弄得警卫员一时间搞不清楚。随后,淡以兴解释说,邓小平小时候的名字是邓先圣,学名邓希贤,因此他一直称邓小平为“贤娃子”。这个称呼在他口中已经习惯得如同呼吸一般。
虽然按辈分来说,淡以兴是邓小平的舅舅,但实际上他与邓小平的年龄差距并不大,只有四岁。两人自小一起长大,性格相投,关系亲如兄弟。后来,邓小平十六岁时去法国留学,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,直到今天。
展开剩余86%警卫员得知他们的身份后,立即上报了相关情况。此时,邓小平正在开会,听到消息后,心中难免激动,但他毕竟是国事优先,便指示下属安排他们先在招待所休息,而自己则继续参加会议。
此时的邓小平,作为一名政委,正忙于政务,整日应对繁重的工作。直到晚上,会议结束后,邓小平才抽出时间,亲自接回淡以兴和夏伯根,并安排在家中好好招待。
淡以兴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,哪管邓小平如今的身份,他一见到邓小平便开始数落:“贤娃子,原来你当了大官,六亲不认了!你当了政委,怎么也不回去看看家里的老母亲啊!就算是皇帝老子,也得记得草鞋亲!”
从情理上说,淡以兴和夏伯根特意前来探望邓小平,而邓小平却让他们在招待所等到晚上,才来接,确实有些失礼。而淡以兴与邓小平的感情也极为深厚,他并未意识到邓小平如今有多忙,而是单纯地觉得自己曾经和邓小平一同度过了许多岁月,彼此感情深厚。邓小平显然不想让舅舅误解,连忙笑着说:“舅舅、夏妈妈!”
淡以兴却不依不饶,继续追问:“你还记得你爹你妈吗?”邓小平知道自己的小舅舅脾气倔强,便苦笑着一再回答:“记得,记得!”
尽管他们已经有三十多年未见,但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,邓小平也知道了一些邓家这些年的变故。可惜,岁月不饶人,邓家风雨飘摇,邓小平的父母早已去世。
听到这里,淡以兴这个朴实的农民忍不住痛哭流涕,哽咽着说:“我苦命的老姐姐呀!”邓小平也感同身受,眼泪夺眶而出。邓小平的母亲淡氏,由于常年过度操劳,体弱多病,在邓小平留学法国的第七年去世。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也未能等到儿子学成归来,也早早离世。想到这里,邓小平的心中涌起无限的悲伤与思念,眼泪止不住地流下。
此时,邓小平和淡以兴,虽然一个是高高在上的政委,一个是淳朴无华的农民,但他们之间的情谊,毫无隔阂,仿佛时间并未改变他们的关系。两人聊着过去的点滴,互诉着这些年来的变化与心情,场面既感人又温馨。
两人正聊得起劲,几乎忘了夏伯根的存在。夏伯根,邓小平的继母,在邓小平的亲生母亲淡氏去世后,她为邓绍昌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夏伯根出身贫寒,她的父亲是一位船工。年轻时,她便聪慧勤劳,肯吃苦,一直是家中的支柱。邓绍昌去世后,夏伯根不离不弃,负责家中的大小事务。
尽管夏伯根的年纪和邓小平及淡以兴相仿,但她早已把邓家当成自己的家。邓小平看到眼前这个坚强、能干的女人,不禁联想到了自己已故的母亲淡氏。邓小平的童年,母亲总是忙碌于家务,白天照料蚕茧、养猪、喂养家禽,夜晚还要做家务、缝补衣物,而一切家中的事务都是母亲一人承担。随着年岁渐长,淡氏的身体渐渐垮掉,积劳成疾。
邓小平一直深爱着母亲,也极其感恩她为家庭做出的一切牺牲。然而,未能在母亲还健在时,报答她的养育之恩,一直让他内心深感遗憾。眼前这个为邓家同样操劳的夏伯根,立刻让邓小平心生一份深深的怀念与感恩。
邓小平对待夏伯根,如同亲生母亲一般,十分尊敬和关爱。他不由得热泪盈眶,深情地说道:“夏妈妈,留下来吧,我们一起生活,我们会照顾您一生。”
夏伯根曾担心邓小平会摆架子,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继母,或许会遭遇冷落。但看到邓小平如此真诚的态度,她的顾虑也随之消失,心中充满了温暖与感动,答应了邓小平的请求,决定留下来。
此后,邓小平夫妻俩都非常忙碌,但有了夏伯根的帮助,卓琳的工作压力减轻了不少。夏伯根也得到了邓家人的无比尊重和喜爱,尤其是邓小平的孩子们,对她视如亲生奶奶。
邓小平曾对卓琳说过:“我们三个谁都不能少,少了哪一个都活不成。”这句话足见夏伯根在邓家中的重要地位。
对于自己的大外甥邓小平,淡以兴一直感到无比自豪。虽然邓小平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质上的恩惠,但他知道,邓小平一直在默默关注着自己和邓家人。1950年,淡以兴带着对邓小平的深深思念来到重庆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生活拮据,想请邓小平帮忙安排一份工作。
邓小平知道舅舅的心思,但深知自己如今的身份,任何特殊照顾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非议。最终,邓小平委婉拒绝了舅舅的请求,并表示:“舅舅,你这次到重庆来看我,我知道该给你安排差事。但党的差事不能随便给,毕竟我也不能偏袒任何人。”
尽管淡以兴有些失望,但他最终理解了邓小平的难处,并表示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邓小平深感内疚,但更多的是对舅舅的尊敬。之后,邓小平和卓琳依旧每月从工资中省出一些钱寄给淡以兴,尽管自己生活也不宽裕。邓家老宅也由淡以兴照料,生活渐渐安稳。
淡以兴虽然是邓小平的舅舅,但从来不愿借此身份谋取不正当的利益。即便生活拮据,他依旧自尊自立,曾在市场上看到他买肉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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